摘要：万学海文　　1.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

　　1.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第一，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第三，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2月11日，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然而，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2）毛泽东在开辟革命新道路过程中的杰出贡献。

　　在实践上，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理论上，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初步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

　　3.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1)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2)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3)主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4.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5.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经过茫茫草地，历经艰险。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